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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始人，也是民建组织的发起人、创始人，人民政协筹备阶段的主要民主人士。黄炎培留下的精神财富非常丰富，比如著名的“窑洞对”。黄炎培在延安问毛泽东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忘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回答说，行，这就是民主。这个对话影响深远，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生动案例。今年是黄炎培先生诞辰140周年，笔者整理了几则黄炎培与民主人士鲜为人知的故事，以餐读者。
胡厥文初识黄炎培年仅11岁
众所周知，建国初期黄炎培担任民建中央主任委员，以民主人士身份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身居要职。胡厥文是继黄炎培后担任民建中央主任委员职务的又一上海工商界人士。胡厥文是嘉定人，生于1895年，小黄炎培17岁，他第一次见黄炎培时仅11岁。
研究过黄炎培的人都知道黄炎培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前曾担任过浦东中学校长。浦东中学是杨斯盛“毁家兴学”的一所新式学校，当年有“北南开、南浦东”的美誉。胡厥文兄弟姐妹5人，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居中。哥哥胡保良（字师王），弟弟胡保恒（字叔常），姐姐胡保玉（字月书），妹妹胡保公（字韵秋）。胡厥文的父亲是前清秀才，他非常明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美如玉”的含义。因此，他培养子女第一要务，就是要让孩子受教育。1906年，浦东中学刚刚开办，父亲便送大儿子胡保良去浦东中学读书。那年，胡厥文11岁，还在读高小，知道哥哥读的是上海最优秀的中学，非常羡慕。一次，父亲去浦东中学探望儿子，他闹着要跟父亲一起去。父亲转而一想，带他去，让幼小的心灵感受一下学习的氛围，增加见识，开拓视野，也未曾不可。父子俩舟车劳顿，赶到浦东六里。有幸的是，那次胡厥文见到了黄炎培。黄炎培那时28岁，在11岁少年胡厥文的心目中，对这位既是举人，又是南洋公学特班毕业生，更是新式学校校长的黄炎培非常崇敬。他感到不虚此行，这也是他生平第一次见到黄炎培，对他日后与之相处平添了一份师生之情。
黄炎培的好友沈恩孚是胡厥文的岳父
旧时婚姻门当户对，一般有父母包办。形式有指腹为婚，从小订婚等等。胡厥文也不例外，由父母做主与吴县开明教育家沈恩孚之女沈有珪（方成）订婚，那时，胡厥文才8岁。岳父沈恩孚，字信卿，亦署心馨，初号奉捂，晚号若婴。肄业于上海龙门书院。沈恩孚是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举人，先后在宝山县、嘉定县学堂教习。在嘉定县学堂任教期间，沈恩孚与胡厥文的父亲胡光墉相识，遂有这段姻缘。沈恩孚后来与袁希涛、贾季英等人被官府选派赴日本学习考察师范教育，回国任上海龙门学堂首任监督。沈恩孚与黄炎培相识，为了地方教育事业，他们与姚文柟（子让）、袁希涛（观澜）、杨廷栋（翼之）、雷奋（继兴）、方还（惟一）、刘垣（厚生）等创办江苏学务总会（江苏省教育会前身）。辛亥上海光复后，沈恩孚曾任沪军都督府顾问，江苏省民政司副司长、代理司长，省公署秘书长。后来他弃政返教，筹办南京河海工程学校（河海大学前身），还担任过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同济大学前身）常务董事。
黄炎培、沈恩孚、袁希涛、杨廷栋、刘垣、贾季英都是后来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发起人。尤其是沈恩孚对于胡厥文的成长和事业帮助特别大。天时地利人和，黄炎培赏识胡厥文，与知友沈恩孚不无关系。
顾吉生广西巧遇黄炎培
顾吉生是嘉丰纱厂的创办人，也是嘉定人。他虽然是生意人，但非常仰慕有文化的人像黄炎培这样的举人，吟诗作画。八一三抗战爆发，日军入侵嘉定，嘉丰厂一度被困。为了不与日寇合作，1938年8月顾吉生结伴朱吟江游览广西。朱吟江也是嘉定人，上海木材行业翘楚。恰巧他俩在广西遇到黄炎培一行。
8月25日，黄炎培与教育家杨卫玉由桂林抵达柳州，顾吉生、朱吟江本来与杨卫玉、黄炎培相识。黄炎培没想到会在此处同他们相遇，且在风景优美的柳州，不亦乐乎。他在日记里写着：“与朱吟江、顾吉生在此处晤谈，皆甚欢”。“皆甚欢”说明当时气氛融洽，大家都很高兴,他们约定结伴赴梧州。8月29日清晨，黄炎培与顾吉生、朱吟江同坐湘桂路小汽车赴梧州，过宾阳10多公里，车行至大桥墟，因大雨后溪水暴涨，公路被淹，于是，他们折回宾阳。他们走在宾阳城内外，看到宾阳的青年纠纠有勇气，看到宾阳的妇女都劳作，看到宾阳的街道清洁，他们很是感叹，一路夸奖。他们在宾阳，找到了一家叫大同旅馆的住下，稍事休息。顾吉生对黄炎培说，在宾阳走一趟不可没有诗啊。黄炎培听了顾吉生的话，很当一回事，于是作了一首四绝。这首诗收入了《黄炎培诗集》，其中首尾2阙是这样的：
垂垂盛鬋入时妆，知是谁家窈窕娘。一色玄裳浑不辨，衬将六寸雪跌双。
宾州小驻耳春弦，戎服汪童报国年；有女能劳士能勇，横流一柱立南天。
在抗战的后方广西宾州，黄炎培将所见所闻，融入他无限的遐想，抒发情怀，作了那么一首诗，后来黄炎培又将这首诗书写在扇面上，分别赠送给顾吉生和朱吟江，这扇面如果现还存世的话，一定是不可多得的文物了。
第二天清早6时，他们预计公路上积水已经退下了，准备继续前行。离开旅馆前去结账，结完帐，他们车行过大桥墟，经贵港、玉林、北流、容县，岑溪而至梧州，这时已是下午四时半了。
顺便说一下，顾吉生儿子顾鼎玉曾任芜湖市民建工商联主委，孙子顾永熙是上海市政协第八、九届常委、市工商联副会长。
黄炎培茹素于功德林开业之前
功德林是老上海著名的素菜馆，开业于1922年，黄炎培对功德林情有独钟。建国以后，已经担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仍旧牵挂着“功德林”。1957年8月，功德林蔬食处为将黄河路43号3楼上海市电器商业同业公会房产转给“功德林”作为营业场所时写给市工商联的公文中说到：“功德林现在每日营业从叁仟伍佰元增加到壹万伍仟元，企业散座已感不足，经常有外宾光顾，希望市工商联调拨房屋供营业……”并说：“今年上半年黄炎培先生来沪期间看到功德林还是破破旧旧，向有关领导提出改善房屋的建议。”可以看出晚年的黄炎培仍然心仪“功德林”，念念不忘“功德林”。
外界对于黄炎培中年茹素的说法由来已久。黄炎培生于1878年，1917年那年黄炎培40虚岁。黄炎培在《八十年来》一书中曾提到：“一九一七年六月游新加坡海滨，亲眼看到捕鱼人出海归来，船上满载活鱼，渔夫一一将鱼破腹，挖掉内脏，投入另一空船，鱼儿跳跃几次才死去。人类为了果口腹，这样地残杀生物，使我感触很深，立下了素食的志愿。”这是黄炎培食素的原委。
印证黄炎培茹素的还有他1933年创作的一首诗《不忍歌》。《不忍歌》中写道:“我持素食十六年，吾心滋安体滋适。”可以理解为坚持素食16年，滋养了我的身心，适合我的身体。从1917年到1933年，黄炎培茹素恰好16年。还有一首诗《素食答客问》，是黄炎培在1939年创作的。诗中有那么2句：“廿年菜甲香无比，忘却烹鲜更逐羶”。意思是20余年素食觉得比什么都香，比什么都好，忘记了鱼鲜、忘记了羊肉的味道。
黄炎培女儿黄璐在《父亲对我们的身教言教》一文中写了这样一段文字：“我家一贯俭朴，父亲中年后茹素，家中常有咸菜豆瓣汤佐食，姐弟们一见就合唱‘咸菜豆瓣汤,吃了上天堂。’似乎食之更有香味。”说明黄炎培茹素引导家庭和子女的一种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态度。
已经出版的《黄炎培日记》证实了黄炎培与素食的情结，尤其是他多次光顾“功德林”的记录。从1923年7月至1926年元月，在3年不到的时间里黄炎培5次记录自己在“功德林”就餐的情形。
如1923年7月22日的一条日记是这样写道：“星期日，午，功德林开暨南校董会，夜车赴宁”。“暨南”即“暨南大学”，暨南创始于南京，后迁沪上。黄炎培曾任江苏教育司长，对地方教育事业无不关心。这一天，黄炎培在功德林参加完暨南大学校董会，便乘夜车去南京了。“宁”即南京的简称。
又如1924年7月14日，黄炎培记：“星期一，午，与宪承剑、楼竹平功德林餐，商量《人生周刊》事。晚，与培仑子、介蕃、信卿功德林餐，商汉口工业学校合同事”。就这一天，黄炎培在功德林用了两餐，都是在商量工作。
1925年4月7日与7月20日，黄炎培再去了功德林2次。4月一次是从南汇周浦回到上海，“餐于功德林”。7月一次是整理完浦东中学会计报告，“夜，功德林会餐。”会餐约10人，前文提到的沈恩孚、贾季英都在场。1926年1月5日的一次是为了商量图书馆和募集基金事宜，黄炎培约叶采真、王一之，孙子让赴功德林就餐。从时间段看，黄炎培在功德林5次6餐，说明他对功德林情有独钟。
黄炎培作保，民建总会借中华职教社作为会所
1946年1月26日民建总会第七次常务理事会商议“总会定期迁沪案”。当时决议是“随政府还都后再行迁沪”，并推定驻沪和筹备移沪办公室负责人为杨卫玉、胡厥文、孙起孟、胡西园、吴羹梅等5人。1月底，胡厥文、杨卫玉先行返沪开展工作。同年2月1日民建总会临时常务理事会讨论也提到秘书处主任孙起孟、副主任何萼梅、范尧峰去沪。2月4日黄炎培坐飞机从重庆回到上海。2月20日第十次常务理事会提到会员组副主任袁庶华从总会迁沪，并决议民主建国会的机关刊物《平民周刊》第七期由沪出版。民建总会主要成员与工作的移沪，为民建总会迁沪作了铺垫。
由于民建组织返沪人员日趋增多，民主斗争的任务日重，1946年4月12日民建总会迁沪。民建总会在沪会所在哪？一直是研究民建会史的一个难题。黄炎培故居曾陈列出一份胡厥文向中华职业教育社租赁房屋的契约。胡厥文此时的职务是民建总会驻沪和筹备移沪办公室负责人，他以这个名义，并于同年8月1日与中华职业教育社签订租赁契约。租赁契约这样写道：
租到雁荡路68号沿马路一大间和一小间房屋，每月租金国币一万元正，按月先付后住……租期自1946年8月1日至1947年7月31日……
立租契人：胡厥文
中华职业教育社
保人：黄炎培
同年8月7日，也就是在签订租赁契约后的一周，民建总会“新会所布置就绪，迁入办公”，这条重要记录在同年10月10日《民讯》创刊号《大事记》中刊登。从时间上，对接了签订租赁契约，到布置会所，到迁入办公这个比较符合常理的时间规律。可以断定，民建总会迁沪的会所就是现在的雁荡路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
黄炎培既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始人，又是民建会领导人，从中作保，手牵2个与他有“血缘关系”组织，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2018年5月，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代表民建中央来沪期间，亲自为“民建总会在沪旧址”揭牌，并将此处作为民建中央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黄炎培“超山观梅”之谜
《黄炎培诗集》中有一首“超山观梅”的诗。这首诗的前几句是这样的：“三台曾观古唐梅，超山观梅今始在。晴空欲眩一片雪，独幹老了犹花开。”乍一看，黄炎培在赏梅季节结伴友人一同赴杭州超山观梅。那天天气晴好，梅花盛开，他情不自禁，借物喻景、借景抒情创作了这首诗。其实不然，这是一个历史谜团。
1945年12月，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民建成立以后，即派杨卫玉等人来沪发展会员。1946年4月，民建总会迁址上海。1947年10月民盟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民盟转为隐蔽活动，民建也转入隐蔽活动。当时特务盯梢民主人士的行踪。黄炎培、胡厥文等人均被盯梢之列。
1948年2月24日，黄炎培、胡厥文等人乘西湖号游览专车从上海赴杭州，中午抵达。他们就餐于“素香斋”。下午，他们坐船荡至孤山。孤山梅花寥寥，他们觉得不足观，便改坐车游玉泉、灵峰寺，转至灵隐。晚餐在杭州著名的菜馆知味观用餐。25日，他们坐旅行社特雇的汽车抵达超山，进入超山，梅花怒开，引起了黄炎培作诗的想法，于是写下这首“超山观梅”。仔细解读黄炎培的诗句，他是另有含义的。“晴空欲眩一片雪”，这“眩”有迷惑、迷乱之意，黄炎培这时他那有雅兴去超山观梅呢？这个时期不是“民盟”被认为是非法组织，“民建”转入地下活动的时期吗？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是被特务监视，被迫携眷从上海去杭州，游超山是故作镇定，真正的目的是聚在一起商议组织事宜。“超山观梅”成为了一个历史事件，当年留下的照片刊登在《中国民主建国会纪念册》里。这幅老照片标识了合影人的姓名，除黄炎培、姚维钧夫妇、胡厥文、沈方成夫妇之外，还有黄炎培的女儿黄当当，民建同仁王佐才、周赓、郝玲星，一共8人。姓名下面写着“在宋梅下”，这些白底黑字都是在照片的蝶形框内呈现。
笔者为破解这个历史谜团，今年初春，特意按图索骥，去杭州寻找老照片中的宋梅。这株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宋梅确有“独幹老了犹花开”的感觉，除枝干露出少许绿芽以外，已经没什么花瓣了，孤零零的。感叹之余，不禁想到，这株“宋梅”也留下了我国民主人士深深的痕迹。
黄炎培的诗共为6句12行，后4句是：“此山宜梅土殊众，山民资生免饥冻。八九百年一二存，坐令游人思赵宋。唐梅宋梅证已稀，艳称六出形渐非。此花古拙饱桑海，即今山外喧金鼙。”可以看出，黄炎培预感黑暗终将过去，曙光终将来临，他的“此花古拙饱桑海，即今山外喧金鼙”就是表达了这样的心愿。
毛主席对黄炎培、陈叔通同样尊重
黄炎培与陈叔通是知交。建国以后，黄炎培主持民建中央工作，陈叔通主持全国工商联工作。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陈叔通从1951年10月起主持工商界全国性组织的筹建工作。陈叔通拥护党的领导，接受党的领导，虚心向各方面的同志学习，为工商联工作倾注了大量精力，推动了全国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他受到党和人民的敬重和爱戴。人们都称他为“叔老”。叔老年纪大了，不能记笔记，主要靠想、听、问来领会文件精神，来调查研究。他年迈耳背，在小型会议上，他常常依次坐到发言者身边，一个一个仔细倾听。他德高望重，但从不以长者、领导者自居，作风民主，奉行“三心”原则，即先要以心比心，才能以心批心（以发自内心的真诚来批评别人的缺错，听取别人批评自己的缺错），求得协力同心。
叔老是党的诤友、挚友，他曾写下“真心靠党路不迷”的诗句。他身居要职，仍认真学习、研究党中央文件。学习中遇到问题，他找陈毅、李维汉等同志求教，或打电话给周总理约谈，实在搞不懂的大问题，有时与黄炎培（任之）联名写信，直接向毛主席请教。毛主席非常尊重他们2位老人，回信时，信封上写的是“叔通、任之先生”，信纸上则写“任之、叔通先生”以示并重。
黄炎培先生为民主党派人士树立榜样，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同心同德，正如陈叔通先生所言的“以心比心、以心批心，求得协力同心”。
来源：民建中央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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