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荡大义万国权

前几年，张学良在访问美国期间曾向国民党前立法委员田雨时打听，原东北军主将万福麟之子万国权“在北京混得怎么样”？当有人告诉他“还不错”时，这位少帅的脸上浮现出了欣慰的笑容。

1994年2月。北京在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的闭幕式上，万国权在1506位全国政协委员的拥戴下，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如果万福麟在天有灵，相信会为有这样一个儿子备感自豪。

走实业报国之路

万国权生于1919年。1935年，他与张学良的侄子张闾庸一起参加了反蒋抗日的一二•九运动。他担任学生运动的交通员。

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被改编。作为张学良莫逆之交的万福麟被明升暗降为国民党第二十集团军副司令，有职无权面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将门之子万国权毅然放弃子承父业从戎之道，做出了实业救国的选择。

1942年，万国权考入中华大学工商管理系大学五年后他怀着实业救国的鸿鹄之志回到了天津，接手当时有他父亲部分股权的天津利中酸厂股份公司，并被董事会推举为公司的副经理他踌躇满志，企望用自己的智慧和胆识创出一条实业救国的新途径。

然而在日伪时期，利中酸厂生产的硫酸，每桶赚的钱仅相当于一桶水钱，“利中”每生存一天都显得非常艰难。

万国权实业报国的希望破灭了。每当回忆起利中酸厂的这段经历时万国权都非常感作慨他说:“民族工商业如果得不到政府的保护，就像是汪洋中的一条船，随时都有遇到风浪翻船的可能。

1950年，万国权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此时的利中酸厂是华北地区唯一的一家硫酸生产厂，它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当国家提出希望把硫酸产品交国家包销的建议时，作为该厂负责人和资方代表的万国权当即表示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1954年1月，利中酸厂的门前张灯结彩，爆竹声声，万国权带领利中酸厂率先实行公私合营，为推进天津公私合营开了好头。

天津市公私合营工作全面完成以后，万国权被任命为天津市染料化学工业公司副经理，分管7家染料企业。1957年他调任天津河东区工业局副局长，正式成为政府的官员。1964年，他和王光英等人一起参与领导全市的工商界。

万国权也经历了“文革”的考验，尤其是他的“军阀之子”的身世，更使他在劫难逃。但他是个生性开朗的人,无论遇到多大的难事，他都会冷静处之。

流年似水。1984年，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大姐到了天津视察，她特别提出要见一见万国权夫妇。邓大姐对万国权夫妇说:“我们算是世交了，听彭真同志讲，你的父亲给党做了不少工作，吕正操同志原来就是你父亲的部下”然后邓大姐的语气又加重了许多：“共产党历来对各界爱国人士，对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过贡献和出过力的人，是不会忘记的。”邓大姐的一席话使万国权豁然开朗，“文革”十年所受的冤屈一扫而光是的，多少年来，虽说父亲的许多事情他无从获知，但“军阀之子”的包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听邓大姐这么一说，万国权长长地出了口气，他相信邓大姐和彭真同志所说的不会错。猛然间他不仅如释重负，而且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热爱生活真诚坦荡

万国权在家排行老二，哥哥万国宾比他年长十几岁，也许与万福麟中年得子有关，万国权儿时倍受父亲的宠爱。在万国权18岁的那一年，家里为他定了亲，女方便是如今的夫人刘宗华。当时的刘宗华还是北京辅仁女中的学生，她的父亲是傅作义部下的一位少将军官。万福麟与张学良将军的个人关系极好，过从甚密。两人曾是“换谱兄弟”，莫逆之交。张学良任北平行营主任时，曾送给万福麟一套大住宅（现在北京西单商场旁的槐里胡同大院）当时万福麟任总参议，每逢万母生曰，张学良都要备厚礼参加。万国权当年的婚礼举行得相当隆重。傅作义将军是介绍人，北平市长秦得纯是证婚人，万福麟则是当然的主婚人。那一天的中南海怀仁堂里张大灯结大彩，许多当年的北平名流都到场表示祝贺。

转眼之间，飞逝的时光为当年的新婚夫妇的发丝染上了银光，但却留下了象征他们爱情的五个儿女，最小的女儿是1947年生的。在谈到孩子们时，万老不无幽默地说：“我的错误犯在解放前了，哈哈哈哈!”如今的万家己是四世同堂的大家了。而用他的话说：“我们家本身就是个多党合作之家。”的确如此，五个儿女中，儿子是冶金部天津地质研宄院的副院长，大女儿是天津第三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二女儿在北京工作，三女儿在天津中医学院工作，最小的女儿则在天津干部管理学院当讲师。一家人除了老两口和小女儿是民建成员外，其余全是中共党员。

万国权是一个十分有生活品位的人，他的个人爱好可以用“很精”二字来形容。他爱好京剧，可以说在京昆界是出了名的“甲级”票友。生就的一张国字脸和浓浓的眉毛，加之一副字正腔圆、音浑气厚的亮嗓门，无论是花脸的项羽还是黑脸的包公，他都能唱，而且往往是一个段子之后便会产生“技惊四座”的效应。不仅如此,他表演起来十分讲究作派，人称“架子花脸”。据说在一次聚会上，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与万国权合作，结果是听了万老的一段《霸王别姬》中的项羽唱段，梅葆玖竟带头为他鼓起了掌。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丁关根也在场。事后,丁关根一见到万国权就戏称他为“霸王”。还听说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也曾说过这样的话，大陆如果要派京剧艺术代表团去台湾，就请派两个顾问：张君秋、万国权。由此可见万国权“玩票”的水平之高了。此外，他还爱看足球，而且喜爱足球的程度与对京剧的钟情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万国权也是一个很会享受生活的人，星期天的最大乐趣莫过于率领家中的小将们上街买菜。有时他还要乘上一段公共汽车，听听老百姓们所关心的事情。在他看来，乘公共汽车也好，上街买菜也好,这其中所获得的东西，往往是政协调查团听不到的。

万国权在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后常常对人说这样一段话：今天你的地位高了，这是人民给你的，但并不等于你的水平转眼之间随着地位的增高也同时增高了，你还是你自己,所不同的是职务变了，相应的工作面加宽了，唯其如此，更需要自己想办法提高能力。

在民建任职期间，万国权积极参与了许多重大建议的调研和草拟工作。民建中央提出的《关于在宪法中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议》被收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八届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尤为使他欣慰。与此同时，从1988年起，他就参与了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他为此曾多次到澳门听取当地人的意见，耐心地向澳门人士解答疑问，广交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