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将门之到到国家领导人
万国权先生于1919年出生在一个军人的家庭里，父亲万福麟是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第五十三军首任军长。由于他勇猛果断，能打善战受到张学良将军的赏识。
万福麟先生近40岁才有了排行老二的万国权，自然十分喜爱。然而万国权却并未因此而受到父母的娇惯。而是一直过着极其朴素的生活。他从小就没有穿过买来的衣服和鞋子。无论身上穿的还是脚蹬的，都是他那年迈的奶奶，于夜深人静之时在灯下带着老花眼镜一针一线亲手缝制出来的。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万家被迫流亡到关内。在父亲的鼓动下，万国权独自来到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也许是命运注定了万家与张学良家的缘份，万国权在天津南开中学上学时，与张学良的五弟张学森为同窗并同住一室，关系十分密切。
“七·七事变”后，万国权一家迁到天津，在英租界里避难。由于父亲是著名抗日将领，万国权只好改姓王与家人在租界里隐居。不久，已没有了经济来源的万国权一家扶老携幼来到了重庆找父亲。当时，日寇的战火已开始向祖国内地蔓延，万国权牢牢记着母亲经常告诫他的话：“我们决不能做亡国奴！”然而，踌躇满志的他由于对当时蒋介石政权的本质认识得不清楚，想抗日却找不到方向，在重庆一时也拿不准主意到底从事何种职业。父亲万福麟从好友张学良“西安事变”之后被蒋介石软禁想到在蒋介石手下当军人之难，便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孩子，东北沦陷以后，东北军已经没有什么出路了，你不要干我这一行了，还是从商吧！”于是，万国权服从了父亲的安排，考取了当时在国内极有名望的大学——中华大学（即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的工商管理系。
在万国权上学期间，曾于1943年乘坐父亲的一辆美式吉普车去成都探望母亲。在回来的途中，那辆吉普车不知为何鬼使神差地与一辆大货车迎面相撞，结果将万国权撞成了严重的脑震荡，在医院里治疗休养约半年，后来又回到家里继续养伤。这样，他整整休学一年，从而上了5年大学。不过，使万国权不必过分沮丧的是，他原来一个年级的同学，在大学毕业之后，全部被分配到美军的部队中充当翻译官。万国权错过了这一届分配却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使他后来少了不知多少麻烦。
实业救国的坎坷之路
1945年，万国权在中华大学毕业了，然而在当时的抗战年代，年轻人毕业即是失业。万国权整整半年找不到事情可做。后经一位在四川省税务局当帮办的高他几届的南开中学同学介绍，他考进了省税务局做实习税务员，以后又做了正式的税务员、科员。不久，抗战胜利，万国权与那位同学随着国民党“接收大员”一同来到沈阳，后来还做到沈阳市税务局的课长。但是腐败黑暗的国民党政府官僚机构使朴实正直的万国权越来越反感。1947年他来到了有父亲一部分股份在内的天津利中酸厂工作。利中酸厂于1947年改组，万国权便出任该厂的副经理，后来又当了经理。自此，万国权便走上了从事经济管理的实业道路。
由于当时日伪的经济统治以及日货对中国市场的垄断，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举步维艰。天津利中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酸厂在当时国内属最大的酸厂之一，亦几乎无法生存。好不容易盼到了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无孔不入的美国资本家却又虎视眈眈地盯上了中国市场。源源不断的美国货把原来就摇摇欲坠的民族酸碱业挤得几乎要崩溃。这种困境下，万国权深知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苦痛，他万般无奈，只能默默地忍受着，苦苦地挣扎着……
终于，欢庆的锣鼓鞭炮声驱散了中国民族工商业者头上的片片乌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把濒于崩溃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引上了一条蓬勃发展的康庄大道。解放军攻打天津时，万国权一家人当时正好住在天津。进城的解放军那严明的军纪，秋毫无犯的优良作风，以及对于人民群众的尊重和爱戴，都使人感到是那样的亲切和有人情味。这一切，无不给万国权一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全然不像国民党宣传机构描述的那样可怕。万国权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真正认识，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正是通过自己的仔细观察和分析，知道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跟着这样的党走是不会错的。基于这种认识，当他得知父亲在大陆临解放时准备去香港并转赴台湾时，便费尽了唇舌苦口婆心劝阻父亲留下。然而，固执的父亲并没有听从家人的劝说，而是一意孤行地去了台湾。
一不留神成了京剧名票
万国权与京剧有着极大的缘份。是在他很小时，喜爱京剧的父亲万福麟经常邀请梨园名角到家里唱“堂会”，万国权自然没少“沾光”听戏。时间一长，他对京剧也由略知一二到颇为精通了。抗战期间，他们一家由北京逃到天津，进入了英租界避难。因当时不能上学，万国权的母亲便为他找了一个名叫薛广福的京剧教师教他练习唱京剧。久而久之，万国权也能唱得字正腔圆，满是那么回事。以后到重庆上大学时，他的京剧特长很快便让同学们发现了，在一次学校的联欢会上，他被请上了舞台。他那浓厚的嗓音居然引得了阵阵喝彩。不久，校外也有人知道了中华大学里有一会唱大花脸的学生，从此便经常有人来请他外出演唱。打那以后，万国权因唱戏走红而成为重庆的京剧名票，也愈发有意识地进行自我训练，时间一久，功夫大长。抗战胜利回到天津之后，万国权认识了侯喜瑞先生，并随其学唱《战宛城》等 ，自此万国权开始在梨园里渐渐的有了一些名气。
1982年，天津市政协开会期间，政协委员一再要求万国权唱一段京剧，盛情难却，年已63岁的万国权只好又“潇洒走一回”。然而这次演唱却十分走红。万国权也有幸与当时天津的四大京剧名角——厉慧良、林毓梅、丁至云、张世林同台演唱。万国权与梅派青衣丁至云演唱了《霸王别姬》。
1992年，中共中央统战部招待各党派中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首都文艺界也来助兴。在会上，万国权又被点名上台，他便与梅派大师梅葆玖先生合作清唱了一段《霸王别姬》，再次引起轰动。当时丁关根同志曾打趣他称万国权是“霸王”，一时被传为美谈。要不是工作的需要，说不定在京剧这个行当里就会出现万国权这位名角了。中国少了一个京剧艺术家，却有了一个为祖国工商业和统一战线做工作的高级领导人。1977年至1997年这二十年间，他先后任民建天津市副主委，民建中央副主席、执行局主任，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和民建中央名誉副主席。
——摘自孙晓鸥《记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