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和江恒源的两封信

　　编者按：本文作者唐吉慧系民建会员、上海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平时一直关注名人文献，从2013年起因工作关系开始留意关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文献资料。中华职教社与民主建国会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在近代国事纷乱、社会经济困难之际，都为民族复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作者以书法家的视角，通过黄炎培、江恒源这两封信可窥历史长河一斑。

　　黄炎培的信是写给姜体仁的。姜体仁是位医学专家，曾经是北京协和医学校的教授。信的内容大致是体仁教授赠了黄炎培一张照片，黄炎培之后随信为体仁教授寄去一张他的照片以为纪念。信的内容有些单薄，但黄炎培的毛笔字真好，峭拔雄浑，伟岸不群，有大气魄，这似乎与他的家风有着密切的关联，黄炎培说：“吾家先辈，颇以豪爽、耿介、尚侠、好义、作事精能，见称于乡里，亲朋有事，尽力扶助；有难，尽力救护，寝成家风。”

　　这页“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信纸极有看点，右侧为社址“上海西区方斜路三四八号”。方斜路是张謇创办的江苏省教育会，1914年起，黄炎培担任了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负责日常工作。1916年9月初，在黄炎培的建议下，江苏省教育会率先提出了“实施职业教育方法案”，并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省级“职业教育研究会”，到1917年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社址便借在了该会内。左侧详细罗列了议事员名单，分别是：黄炎培、沈恩孚、张謇、王正廷、桑其杰、蒋梦麟、佘日章、袁希涛、穆湘玥、郭秉文、蔡元培、贾丰臻、范源廉、朱葆康、史家修、朱叔源、穆湘瑶、庄俞、朱庆澜、杨廷栋、钱永铭、袁希洛、王震、宋汉章、卢殿虎，都是当时社会的名流和绅士。下方为“办事部主任黄炎培、基金管理员沈恩孚”。“基金管理员沈恩孚”是沈信卿，教育家，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发起人之一。

　　“基金”一词在1920年第三届中国华职业教育社的年会上首次出现，到了第四届年会上，沈恩孚作报告说：“本社几年来，诸同志皆鉴于经费需要，故需特筹若干基金，为本社基本经费，其基本经费，一为中华职教社杂费，一为扩充职业学校费用。社经费的动用，非经议事部议决不可。海外同志都很热心赞助我们，我希望基金年年增加，而我们的成绩更要一年比一年好，那才是我们的责任！”说明此时职教社的发展算是顺利的，到这年，会员已发展到4812人，全国除青海、内蒙古、西藏外各省都有，国外的日本、菲律宾也有了社员。

　　这封信的落款日期黄炎培写了“十一日”，按信中“今夜启程赴济南全国教育会”推算，全国教育会即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自1915年至1926年每年在一个省市举行一次年会，在山东济南举行的是第八届年会，时间在1922年10月11日——20日之间，那么这封信应写于1922年10月11日了。

　　另一封是江恒源写给王云五的信。江恒源，字问渔，号蕴愚，别号补斋，江苏省灌云县板浦镇人，职业教育家。1928年7月起，先后担任了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部主任、总干事、评议会评议长、副理事长等职，历时32年之久，是长期主持社务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其间还兼任由黄炎培、史量才等创立的“人文社”（后改为鸿英图书馆）编辑，上海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积极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女子职业学校和职业补习学校、职业指导所等职业教育机构，并创办《职业与教育》期刊，开创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先河。在职业道德教育、职业补习教育和女子职业教育方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对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云五是出版家，继张元济之后，做过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信的内容大致为江先生的一位友人曹君翻译了日人峰地重光所著的《生产教育之理论与实际》，江先生觉得此书有相当的价值，所以请商务印书馆能够印行。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倡导、研究和推行职业教育，改革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活的传统教育为职责，并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因此这本书是符合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宗旨的，当然后来是否出版，目前无从考证。如果说黄炎培的书法是大气魄，那么问渔先生的字则是刚正儒雅。

　　值得一提的是，此信用的仍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用笺”，但社址已改为了“上海华龙路环龙路口”，即今天的雁荡路80号（雁荡路南昌路口）。这幢大楼建于1930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正是自1930年迁入了雁荡路80号。1965年黄炎培在北京逝世，这里曾设过一个很大的灵堂。信笺顶端中央为社徽，社徽两边录了孙中山先生的格言：学校之目的，于读书识字学问知识之外，当注重于双手万能，力求实用。

　　这两封信，一前一后，见证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变迁的一段历史，是具有一些史料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