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凛凛长相面 我来自恨相逢晚

孙起孟，安徽休宁人，1911年生，1930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政治学系。1930年至1934年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苏州中学任教。1934年至1935年任贵州省立师范学校校长。“记得我到苏女师最早教的学科，都是我在大学里从来没有学过的。然而，我没有知难而退，把全部心思精力投入到备课中去，有时是没日没夜地苦读原著，查考资料，虽说是‘现学现卖’，毕竟是尽我最大的可能备好课的。”“我没有学过教育科学，更谈不到有什么教学经验。但是我有一颗炽热的心，一颗把学生教好的心。我也曾寻思过，我当教师的条件可以说是很差，为什么得到学生们那么大的信任和支持呢？想来想去，我想出了一条，这就是：全心全意地扑在为学生服务的工作上。回想当时的心情，几乎很少考虑这考虑那，想的全是学生需要什么，我便努力去做什么。”

忆古思今，不禁掩卷长叹，倘若如今的年轻人，都能有这份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心态，何事不可为？倘若如今各行各业的从业者，能有这份赤诚之心，何功不可成？时年孙老不过20余岁的青年，每思及此，惭然汗下。

通常认为，教师就是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也”。然而，孙老将自己的职业视为“教学相长”的一种工作，并说：“我认定学生是教学中的主体，我是她们忠诚的引航员。”陈昌智主席视察吉林省时，意味深长地说，“把中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理论写进宪法，也是孙老学习研究的成果，最后写进了宪法，这也是非常了不起。”

1935年上半年，孙老转入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领导进步学生驱逐思想保守、反动的校长。风潮失败后被国民党政府江苏教育厅开除教职，离开苏州。1935年至1938年任上海《申报》周刊编辑。自此，孙老一生与中国的民主事业和职业教育事业日益紧密相连。

孙起孟是老一辈民主党派领导人，1945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是老一辈民主党派领导人之一，为民建的创建和发展作出过卓越的贡献。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历任中华职业教育社总书记、总干事，副理事长、理事长。中华职业教育社由我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黄炎培先生，联合社会知名人士蔡元培、张謇、梁启超等48人，1917年5月6日在上海创立，以倡导、研究和推行职业教育，改革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活的传统教育为职志。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宗旨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成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改革的先行者。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兴起。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推进教育事业的同时，积极投身抗日民主运动。1931年12月创办《救国通讯》，1941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与迁川工厂联合会等共同发起成立民主建国会。在历史发展中，中华职业教育社逐渐成为既致力于职业教育又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职业教育团体。彼时“教育立国”之实践由此可见一斑。

上世纪九十年代，根据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方针以及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孙老认为，职业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要做到“四个贴近”（即贴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贴近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求；贴近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深化改革的需求；贴近广大劳动人民在两个转变中提高自身素质的需求），使职业教育同经济建设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合为一”的关系。本此想法，中华职教社提出了“温暖工程”的初步构想：通过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和培训，职业指导和介绍，并把这几种手段紧密结合，为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培训和就业提供服务，以“为国分忧，为民效力；急人所急，雪中送炭；灯亮一盏，光洒成片；不厌其小，务求其实；矢志不渝，做好做大”。中国职业教育又一次在教育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陈昌智主席视察吉林省期间，谈起孙老，讲述了他的一件小事。“他在生活上也是严格要求，非常简朴。解放前，黄炎培先生送给他一件大衣，穿旧了以后，他就把它改造了，把里面的缎面里子做了一件裤子，又穿了好多年。他不接受任何礼物，住院了也不接受，鲜花也不接受。他说，你们的花我看到了，拿回去吧。有位领导同志知道他什么都不收，只带了一支玫瑰花去看他。他说，我看到了，你拿回去吧。现在看来这是很小很小的事，但是体现了他思想的境界。”时代的发展与变迁，都不曾磨灭他的追求和信仰。

孙老说，“群众的信任、青年的向往，是一种难以估计的巨大力量。依靠它、组织它、运用它、发展它，什么困难都能克服。这是我这样一个从未经过专业培训又无实际经验的教师能够逐步做好教学工作的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圣贤凛凛长相面，我来自恨相逢晚。言犹在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