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金融业事关国家经济命脉,国家首先对私营金融业进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在金融业公私合营过程中,民建成员发挥了积极作用。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项叔翔、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存诚钱庄经理沈日新、上海银行总经理资耀华、四川聚兴诚银行总经理杨受百、和成银行董事长吴晋航等,利用自身优势,在协商各方、联系推动、沟通公私关系、协助筹建机构和安排人员中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参与了金融业的合营筹备工作,多次在公私方之间进行联系和协商,并以自己的行动影响其他私方人员,使大多数私营银行、钱庄的负责人比较乐意地接受合营方案。到1952年12月,全国60多家金融业企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成立了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周作民、王志莘任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徐国懋任副总经理。金融业的公私合营为全国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大多数民族工商业者接受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初、中级形式,如工业接受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商业统购代购、经销代销。同时,一部分工商界代表人士积极申请,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或将企业转为国营。其中,大多是民建成员。吴羹梅的中国标准铅笔厂,吴蕴初经营的天原厂等多个企业,李烛尘、侯德榜代表的“永、久、黄”企业集团,荣毅仁经营的无锡开源机械厂,童少生经营的民生轮船公司都实行了公私合营。古耕虞经营的四川畜产公司,黄凉尘任总经理的宝元通公司、武汉国贸公司,直接转为国营企业。
1952年9月制发的公私合营民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在1952年前后公私合营的企业主要以工业为主,其中民建成员经营的企业占绝大多数,在工商界中起了示范作用。毛泽东在民生公司合营后指出,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不仅使公司获得新生,而且对其他私营企业具有指导作用。
毛泽东主席接见刘靖基
1953年10月,毛泽东约见工商界代表刘靖基、刘鸿生等座谈,鼓励他们在公私合营中起表率作用。12月,刘靖基代表安达、大丰企业提出申请,随后安达、大丰、公永三厂合并为公私合营安达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刘靖基任总经理。1953年年底,刘鸿生申请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章华毛纺厂的公私合营获得批准。1953年公私合营的企业还有胡厥文经营的新民机器厂,陈铭珊经营的上海信谊药厂,乐松生经营的北京同仁堂,万国权经营的天津利中酸厂,荣毅仁、郭棣活与合肥市政府合营兴建的安徽棉纺织一厂、荣氏企业无锡申新纺织三厂、北京朝阳电机厂、福兴面粉厂、六必居酱园等。1954年,刘国钧经营的江苏常州大成纺织公司获准公私合营。
民建成员不仅将自己经营的企业率先实行公私合营,而且做了大量宣传工作。荣毅仁、胡厥文、王光英、万国权、陈铭珊、乐松生等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宣传公私合营给企业带来的新变化,说明处理清产核资、人事安排、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的政策,解除了工商业者的疑虑,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当中发挥了带头作用。
为了推动成员和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黄炎培在1953年11月召开的总会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要对成员进行爱国守法教育。1954年7月,总会召集各地的分会代表举行了“爱国守法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明确了爱国守法教育的方针,主要是培养和提高工商业者成员的爱国守法思想,帮助他们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推动他们在工商界中发挥骨干作用。会后,民建总会批转了《总会爱国守法教育工作座谈会对于本会爱国守法教育工作的意见》。这个文件,对于在广大成员中宣传爱国守法思想,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取得了积极成效。